【全职民国AU】【叶王】桃花依旧 章二
文前语：
王处长的光辉历史（不对）
◆章二
-肖时钦POV-
我原本是昆曲班子出身，十六岁时为了赚钱，才迎合当时风气、改学皮黄。
初识叶修，是民国二十五年元月的北平，现在回想，那年白雪压城，有个格外难熬的冬天。
自上年起，华北局势不靖，6月份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备忘录，年底北平便在“闹学生”。平津两地，时不时的便有亲日派的军阀、官僚死于非命，日本方面的新闻报道众口一词，都说是“蓝衣社”的作为。
蓝衣社这词，在当地倒是人人都不陌生，街头巷尾的传闻，把这批人说成了飞檐走壁、来去无踪的侠客，但细论起来，除去知道这是个“抗日救国社”，以及其成员长于行刺暗杀，便再没人讲得清它到底是什么了。
最为轰动一时的行刺案，发生在年关将近的时候。死者一共两名，其中一个是北平市政府秘书，受日方拉拢准备加入“冀东自治委员会”的亲日派分子，另一个则是名叫陶轩的生意人。
那件事发生在天津市英租界威尔逊路“北洋大戏院”的经理室内，北洋戏院名列平津两地京剧名角三大演出场地，该戏院董事之一、也就是后来不幸身亡的陶先生，当晚在世界饭店宴请那位秘书，饭后又邀他观看尚小云先生的新戏《明妃传》。
据说，戏演到一半，这两人在二楼经理室关门密谈，期间门口有两警卫站岗，曾经出入的只有戏班子里被叫去陪酒的小生，和一个戏院的“茶房”。然而待到曲终人散，经理室大门始终紧闭，再也没有动静。警卫们开门看时，竟发现那两人血溅半身，死在地上，而戏院的茶房却被剥去浑身衣服、打晕塞在桌角。
当时，墙边洗手的铜盆内混着粉渍血水，桌上正中央处插着一把五寸来长、锋刃雪亮的匕首，而旁边摆着一套戏服，青色的衣裳溅满血迹，却叠得齐齐整整。显然是刺客“办事”完毕之后，从容更衣，洗净手上脸上的白粉血迹，从两个警卫的眼皮子底下光明正大地离开了。
这一案震动平津，街谈巷议、口耳相传，上到政府要员、下到平民百姓无不翘首关注。要说两个被害人，到也算不得什么头面人物，但过去“蓝衣社”刺杀亲日份子，不是黑夜枪击，就是寻隙下毒，像这般在全天津最热闹的戏园子，一间有警卫站岗的房子里下手，戏院里几百号人，竟能瞒天过海，连一个注意到他人的也无，实在太过耸人听闻。但我仔细思忖，觉得其中自有道理——当晚是尚先生这出《明妃传》在天津的首演，出事时正是“昭君出塞”这一折，演到精彩处，欢声雷动、四座引颈，刺客选定了这种时候动手，真正万无一失，哪怕他当时在房中闹出什么动静，也被彩声盖过，再没人能警觉。
该案日方催促甚急，乃至于派人“督办”，天津市警察局才终于报了个“嫌犯”上去，而这个人，则不幸正是我，也就是那个被叫去陪酒、却半路让人打晕塞在楼梯间的戏班小生了。
说来可笑，当时我涉世未深，也不知道那个市政府秘书是出了名的爱好“男风”，还以为人家是赏识我的技艺，才专叫我一人上楼。然而刺客和我毫无瓜葛，我又能说出什么？侦缉大队的人再三再四地勘验现场、核对证词，也不过知道那个“蓝衣社”确是李代桃僵地混进经理室、又扮成茶房逸去的罢了。当时我人未出名，就连戏院东家都记不清我的面貌，加上那个刺客身高体型和我相似，脸上又带粉墨胭脂，仓促间确是难以辨认。
若光是这样，警察局关我几天，自会无罪开释。偏偏当日站岗的两名警卫却表示，他们确曾听见房里有人浅吟低唱，只不过曲调生僻、念白艰涩，不似京戏班子演出时的唱腔而已。就是这句证词作怪，警察局抓不到正主，差点把我送去定罪，还是叶修把我保释出来。
当时，我与他素未谋面，他居然出力救我，自然让人感激。然而我道谢时，这人却浅笑着看我，乌沉沉的眼睛暖如春水：
“听说肖先生去岁曾在清华大学学生昆曲社教演‘桃花扇’，你若真心谢我，便唱一折‘题画’当做酬劳如何？”
他说出这句话，我心里一沉，方才醒悟他实在是什么都知道了的。
其实，我在与案发时在现场站岗的警卫对质之时，听他们描述词曲，便立刻明白，与案子息息相关的几句清唱，其实便是北昆《桃花扇》的一支曲子。而那一处戏、在那个时候，实在是唱不得的。去年“南社”的欧阳予倩先生把原本改了京戏，谁知才演两场，便被当局禁止，在这当口，我又怎么敢说出来？
……自少时，我便最爱《桃花扇》。当时是唱不得，而如今，自己竟是再也不能唱了。
文斗于内，武哄于外，扼腕时艰者，徒属席帽青鞋之士，时露热血者，反在优伶口技之中。云亭山人一支“哀江南”，一字一句、一拍一曲，三百年传唱如今，而后来南京城的残砖断瓦、枯井颓巢，勾连了旧忆新愁，自心脏处直涌上来。
惹得谁百死不悔，又是谁青衿上桃花盛开，堵着心口，一片血色狰狞。
-刘小别POV-
高英杰这小子实在太倔，我原本以为，送他去英国呆上七八年，什么样的心事都能淡忘了，谁知道他回国第一件事，竟还是去北平找叶秋。
我也不是不恨那个杀了王队的人，只不过，做我们这行的，心里早知道有这一天，已经看得淡了。而当年队长那一枪虽没要叶秋的命，却在他脸上留了道伤，不知怎么地就是治不好，弄到最后瞎了眼睛。他眼下这半死不活的样子，再谈报仇，也实在没什么意思。只是英杰年少单纯，对生生死死的事情，格外看不开罢了。
另外，队长那时有肺痨的毛病，时常咯血，方大夫极力劝他“离职静养”，私下里还和我说过几次，让我时时照看他。但我们军统的特勤，历来只有殉职，没有什么“离职”的，王队的个性尤其我行我素，再没谁能劝得了，于是一拖再拖，即使不是遇到那件事，恐怕情况也不乐观。
他那病是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染上的，从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初，被局总部派人从北平“护送”回南京，到二十六年战争爆发，他在那里关了一年零两个月。这事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，不知道像他那么聪明精干的人，为什么明知道对自己一点好处没有，还非得在天津做下那件杀人案子。
认识王队，是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前后的事情。他生于北平，从黄埔毕业后，便被派回来“发展社会关系”。那时他已当上军统北平站国际情报组的组长，而我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工作，是王队发展的“运用人员”，也就是没有正式编制，却帮他做事的人。我心里知道他八成和“蓝衣社”有点关系，但他保密极严，对我不吐口风，以至于我一直以为他是“行动队”的，至今叫惯“队长”难以改口。
以王队的个性，胆大心细，精明果断，又极冷静，实在是一流的特工素质，那一手好枪法更是不可多得，只可惜他相貌上有明显的“大小眼”，非常惹人注意，这可就是做外勤的大忌了。我们也常常替他惋惜。
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的时候，政府成立“军事委员会”，王队被调回南京局本部，在军统第二处担任机要秘书，直到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年底才回来。
那时，新闻界有几个著名亲日的分子被刺，日军又是武装示威，又是巷战演习，其嚣张气焰，显然是全不把当局放在眼里。我当时很好奇，不知道“蓝衣社”为什么连这几个记者、编辑也不肯放过，许久之后，才知道那些事全是日本人自导自演，专为寻衅滋事，实在无耻之极。
当时城里人心惶惶，街头巷议，都说怕是要打仗，我也无心工作，前后几次联系王队长，想要从此就跟他走算了。谁知除去最开始他找我一次，几个月里就踪影不见不见，如人间蒸发一般，加上那时我并不在编，以北平站的保密制度而言，我对他们的办公地点、联络方式、人员住址统统一无所知，如没头苍蝇一样乱撞了许多天，也根本找不到他。
后来，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上元节前后，我在家里突然接了封信，是他写来的，让我联络一位喻文州喻先生。
喻文州自然也是军统的人，当时在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武官室做翻译，后来我们还有几十年的交道要打，由于这个人实在太过精明，我根本不敢完全信任他，但当时初次见面，却印象极好，只觉得这人相貌清俊、举止大方，而且总是微微笑着，温柔得很。
他在家里接待了我，对我说“杰希的事，你暂时不要管了，他这次违令杀人，老板雷霆震怒，恐怕难逃军法”。我当时并不知道“老板”就是戴雨农戴先生，也即那会儿第二处的处长、后来军统的长官，但“军法”两个字，我还是听懂了，只觉得晴天霹雳，一时手脚冰凉，连声音也发颤了。
“王先生现在在哪里？”我问。
“已不在北平了。”
“没法救他了么？”我又问。
大约是我太过慌张，喻先生笑了笑，又解释了几句。由于他的南方口音，我刚才听错了字，原来不是要“军法从事”，而是要“家法从事”，至于“军法”和“家法”有什么差别，又不是一个局外人可以懂的。
于是我只好问：“那么王先生到底会怎么样？”
喻先生思忖了片刻，才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坐牢是免不了的了，但时间或许不会太长，我想有一年时间，也就差不多了。”
说完，他突然委婉问我，愿不愿意去上海工作。我想或许是王队出事之后可能牵连到我，便爽快答应了，于是他给我一封大使馆的介绍信和五十银元，还细心地替我买了津浦铁路最快的“蓝钢车”车票，才送我离开。
我当时懵懵懂懂的，他说的话里深层的意思，连一半也领会不到，真正想明白已经是很多年后的事情了，那时我已知道，当年平津轰动一时的“北洋大戏院刺杀案”就是王队做的，自然也懂得了什么是所谓的“家法”。
原来，当时军统执行纪律极严，除了引用“刑法”“海陆空军刑法”之外，另有一套“家法”约束内部人员，听说量刑之重，比军法还严厉许多。王杰希队长当年以情报人员的身份，未奉上峰的制裁令就擅自动手杀人，事后也径自回北平待罪，于是便被押送回南京，却没有送军法处，而是“家法从事”，判了终身监禁，直接扔进了老虎桥陆军监狱。
在战时，事事从权，除非判了死刑立即枪决，否则无论哪种服刑人员，若上峰有调用，也是随时释放的待遇。军统人员中，以“家法”定罪的，只需戴老板一张字条，便有自由之身。可见当时王队经“家法”而不经“军法”的原因所在，也难怪喻文州说起来毫不担心。
后来王队在监狱里染上肺痨，一度病势沉重，便直接被保释就医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南京局势吃紧，他在病中直接被送到重庆，一直到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）夏天，才身负秘密使命、前往上海，并且和我重逢。
自那之后，一直到如今，我再没回过家乡。不过，人生乱世，四海飘萍是极平常的事情，何况是立志报国的男儿，所以不论结局如何，我也并不为自己可惜。唯独连队长身后如何、归葬何地都不知道，实在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。若非如此，恐怕我也不会轻易放英杰回北平了。
这么多年，我到底是希望队长的事情能有个结果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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